，枫叶红得像在燃烧。

最近几天，司齐觉得周围空气的温度，似乎比枫叶还要高上几度。

源头，自然是以一种近乎梦幻速度爆火的《墟城》。

变化是微妙而迅速的。

走在校园里，那些曾对他点头微笑的异国面孔，如今眼神里多了点别的东西——不仅仅是好奇，更多了一丝尊重。

去餐厅吃饭，偶尔会有不认识的学生端着餐盘过来，带着点腼腆和兴奋问：“嘿，你就是那个写了《墟城》的司齐吗？能给我签个名吗……”

工作坊里，气氛也变了。

以前，司齐更多是作为一个“有趣的东方观察者”。

现在，当他发言时，房间里会多一份认真的关注和专注。

那些美国同行们，看他的目光里少了些“异域风情”的猎奇，多了些对等交流的认真。

毕竟，在出版界这个现实的名利场，一本能在商业和思想层面同时引发风暴的书，本身就是硬通货。

就连那位曾与司齐激烈争论个人主义的罗伯特，在一次咖啡时间也凑过来，“司齐，我读了你的书。我得说……它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些关于‘自我’和‘系统’的问题。祝贺你，这很了不起。”

司齐玩笑道：“我可以看做是恭维吗？”

罗伯特自嘲地笑了笑，“当然不，我是真心的，你知道，让我们这些家伙真心实意说声‘了不起’，可比让一本书登上畅销榜还难。”

汪曾棋和古华这两位老友，反应则直接得多。

汪曾棋在一次散步时，拍着司齐的肩膀，“好小子，闷声不响，放了个大卫星！给咱们长脸！”

古华则更豪迈，几乎要拉着司齐去镇上唯一的中国餐馆“庆祝胜利”，被司齐好说歹说劝住。

太过浮夸了。

不就是一本书征服了美国佬吗？

小意思。

那都不重要！

最欣慰的莫过于聂华苓夫妇。

保罗·恩格尔在一次晚餐时，举起酒杯，“司齐，你证明了我们写作计划的价值——真正的好故事，能超越一切边界。你让爱荷华这个名字，和一场文学风暴联系在了一起。”

聂华苓则更细腻，她私下对司齐说：“看到你现在这样，我真高兴。当初力主邀请你来，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之一。”

她话锋一转，露出一丝遗憾，“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墟城》是你来之前就完成的。要是你能在这里，在爱荷华，写出下一本这样的书，那就更完美了。”

为了回应越来越多的询问和兴趣，聂华苓夫妇决定在“国际写作计划”的框架下，为司齐举办一场小型的专题文化沙龙，主题就是“《墟城》的诞生：东方与西方的想象碰撞”。

沙龙在一个舒适的休息厅举行，来了不少人，有写作计划的成员，也有闻讯赶来的大学师生。

司齐分享了创作《墟城》的最初灵感，如何从中国古典哲学和香港武侠电影中汲取养分，又如何试图用科幻的外壳包裹对现实、真实与自我的古老追问。

听众们听得很入神。

提问环节，一个坐在后排、气质沉静、眼神深邃的年轻土耳其作家举起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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