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这一人类这个物种身上近乎永恒的顽疾，它大概会直到人类这个物种彻底灭绝后才会一同逝去，亦或者等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迈入全新的阶段，战争这一顽疾或许便会随之消失。

呼吁反战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期其实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哪怕是到了后世，人们对于所谓的反战也是各有各的看法和见解，不过总得来说，反战在后世已经算是一种相对比较普遍的共识。毕竞很少有人会不想过上和平的日子。

不过战争显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人类显然又善于遗忘，在各自心怀鬼胎、各有各的算盘的情况下，战争大概仍会发生，并且将继续发生。

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战不正确，某种意义上，人类大概就是在对那些美好的事物一次又一次的呼吁、对那些丑恶的事物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中，才能实现缓慢的上升。

而在1853年的欧洲，人们对于战争的看法在口头上似乎普遍厌恶战争，但在精神上却可以说是接受甚至崇拜战争。

理智上厌恶战争的原因，是欧洲在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后，普通民众对战争的残酷感到陌生与恐惧。自由贸易思想盛行，人们似乎相信商业纽带能让战争变得过时。

不过问题在于，虽然才和平了几十年，但很多人已经觉得吃得太饱，该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做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让许多人感到社会沉闷、物质主义泛滥。于是，战争在文学和哲学中被极度浪漫化，被歌颂为治愈民族“软弱病”的良药、男子气概的试金石。这种情绪在欧洲相当普遍，甚至不限于军人，其它阶层也相当热衷。

所以总体来说，此时的人们并不真心厌恶战争本身。他们厌恶的是战败、混乱和持久战带来的破坏，但对于一场想象中能速胜、带来荣耀、净化民族的“正义战争”，主流社会可谓是充满向往的。真正坚定、从道义上彻底反战的声音，在这一时期恰恰是边缘的少数派。

这种总体情绪无疑在后来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不光是克里米亚战争，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将整个欧洲世界彻底打碎，整整几代人吞下了这一苦果，然后带来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当然，“正义战争”同样是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中一个古老而持久的命题，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一标准同样在不断变化，而按照后世的正义战争标准，那就是你显然不能在一个被入侵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呼吁反战。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而从米哈伊尔的视角看来，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显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地缘政治利益而进行的一场狗咬狗式的“战争”，它的发动者是各国的统治阶级，而代价却需要底层的人民群众来承担。并且因各国军事体系的腐朽无能，酿成了惨重的人道悲剧。

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各方都有自己不同的动机，民族主义情绪、帝国间的纷争与宗教势力交织在了一起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参战是为了保卫他们衰亡中的欧洲帝国。面对俄罗斯以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徒为幌子而发动的侵略，他们必须予以反击，同时还可以借此压制本国境内的伊斯兰和民族主义革命。英国声称其参战的目的是保护土耳其人免受俄罗斯的欺凌，但其实他们更关心的是打击俄罗斯帝国，担心以后双方会在亚洲地区成为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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