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摇头，对老伴说，“电影节未开始就唱高调，实招人妒。到时没得奖，点落台？”

老伴叹气：“都不明白点解要拍死人戏，还要送去外国参展，嫌香港不够晦气咩。”

收银台后面，老板娘一边擦杯子一边跟熟客聊天：“我个女前几日先同我讲，话想同同学去看《入殓师》首映。我立马就骂他——看什么看！死人的戏，而且还是一个狂妄的大陆佬拍的，有什么好看的？迟早扑街！”

熟客附和：“系啊，你家的后生，就系钟意追星。张国荣都不知在想什么，接这种戏，自毁前程。”

这样的对话，在这个清晨的香港，发生在无数个茶餐厅、早餐档、街市。

报纸标题像一把把火，点燃了市民本就对司齐和《入殓师》的复杂情绪——那里面有地域偏见，有对“死亡题材”的本能排斥，更有一种“香港电影被大陆人搞砸了”的愤慨。

中环，写字楼电梯里。

几个白领拿着报纸，低声议论。

“看报纸说，《入殓师》剧组现在在柏林被人笑话呢。”

“那是当然啦，还没比赛就先觉得自己赢了，把那些欧美的电影人当傻瓜。”

“我估计他们肯定会食白果，一个奖都没得到，灰溜溜回来。”

“到时又有戏看了，看徐枫怎么收场。”

尖沙咀，某广告公司创意部。

一群年轻人围着电脑，看柏林电影节官网的新闻。

“其实…我觉得司齐都几有型。”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小声说，“他们的电影海报很漂亮，故事听起来也很有意思。”

“有意思？死人化妆有乜意思？”旁边的男同事嗤笑，“还有，你没看报纸咩？司齐那种态度，到了国外肯定会被人抵制。”

“但系外媒好似几期待喔。”另一个女生指着屏幕，“《银幕》场刊预测《入殓师》系黑马。”

“场刊预测有乜用？最后颁奖看得都系人情同政治。”男同事摆摆手，“我赌十块，《入殓师》肯定食白果。”

深水埗，服装批发市场。

几个老板娘一边整理货物一边聊天。

“你们会去看《入殓师》咩？”

“看个鬼！死人戏，看完一整年行衰运！”

“但系有张国荣同张曼玉喔。”

“有天皇巨星都冇用，题材不吉利就系不吉利。我看“它上映肯定扑街。”

“系啦，仲要送去柏林，嫌唔够丢人啊？到时外国记者写香港只知道拍死人戏，我们的脸面都要丢光。”

从金融精英到市井小民，从行业内部到普通观众，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唱衰。

司齐在机场的几句回答，被媒体放大、扭曲、重新编排后，成了他“狂妄自大”“损害香港电影形象”的铁证。

而“死亡题材”在香港社会固有的禁忌色彩，更让这种反感叠加了道德层面的批判——拍这种戏，还送去国际参展，不是给香港抹黑是什么？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在骂。

邵逸夫的办公室里，秘书把几份报纸放在桌上。

“六叔，今日的报道，清一色唱衰。”秘书低声说。

邵逸夫戴上老花镜，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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