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选是评委会集体的事，是你的作品本身站住了脚。这次评奖，争论不小，尤其是对你的《大明王朝1566》。”

老人语气平和，“会上的分歧，你也应该能想象到。有些意见很尖锐，关于历史，关于虚构，关于价值观。”

他顿了顿，看着司齐：“但是，争论归争论，这并不影响它是一部难得的、优秀的作品。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看到了人性在极端政治压力下的种种面相。有争议，说明它有力量，触动了人心，引发了思考。这是好作品的标志之一，至少在我这里是。”

“不要被外面的议论困扰，”巴老语重心长，“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继续写下去，写你想写的，用你自己的方式。”

接着，巴老的话题转向了更广阔的视野，他略带感慨地说：“你这几年，在通俗文学领域成绩斐然，《新白娘子传奇》、《九州封神录》，我都留意过。写得很好，读者喜欢，影响力也大。我有个感觉啊，”老人眼中闪烁着洞察世事的光芒，“也许未来，严肃文学的读者和市场，会更多地让位给通俗文学。这是时代的变化，也是阅读趣味的变化。”

他话锋一转，带着殷切的期望：“所以，你在通俗文学这条路上走下去，是对的，是大有可为的。但是，司齐啊，”巴老的声音放缓，“别忘了你的老本行。”

……

茅盾文学奖的桂冠，终究还是改变了一些东西。

在一些自诩“坚守文学纯粹性”的小圈子里，司齐的获奖，尤其是以《大明王朝1566》这样一部与正史出入颇大、且被部分人诟病“历史观存疑”的作品获奖，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有人私下议论，认为这是评委会“平衡”或“鼓励创新”的结果，甚至暗指其得益于某种“运作”或“时势”。

更有些人，对司齐近年来在通俗文学、影视编剧领域的巨大成功本就心怀微词，视其为“文学向商业的妥协乃至堕落”，如今他的作品获奖，仿佛坐实了他们的某种偏见——“看，连茅奖的评判标准都开始向市场、向大众小说家倾斜了”，“司齐的路子，终究不是正途”。

这种议论不会见诸报端，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媒体上的报道更是热闹非凡，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一大部分媒体，尤其是主流大报的文化版面和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刊物，对获奖作品进行了隆重而深入的报道。

对《大明王朝1566》的评价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茅奖肯定《大明王朝1566》：一部重构历史想象力的史诗”——《中华读书报》。

“司齐的历史叙事：在权力迷宫中叩问人性与制度”——《文艺报》。

“虚构的‘改稻为桑’，真实的历史困境——《大明王朝1566》的文学突破”——《文学报》。

……

这些报道不吝赞美之词，从文学结构、思想深度、人物塑造、叙事创新等多个角度，将这部作品置于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中进行阐释，认为其获奖是“对历史小说创作疆域的重要拓展”，是“对作家深邃历史洞察力和卓越艺术虚构能力的双重肯定”。

然而，另一些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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