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某种看法？”

“多线叙事最后形成的闭环，是否暗示了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悲观主义吗？”

问题一个比一个刁钻，甚至带点陷阱。

黄见新起初满头大汗，回答得磕磕绊绊，要么过于直白，要么急于辩解，差点掉进政治解读的坑里。

司齐不厌其烦，一次次叫停，用中文拆解问题背后的意图，教他如何避重就轻，如何将话题引向电影本身的美学和叙事技巧，如何用“我认为这更多是关于人性普遍的困境，而非特指某个具体环境”来化解敏感联想。

几次之后，黄见新开窍了，也找到了节奏。

他开始学会用“在我看来，电影是……”开头，用“我更关注的是……”来转移焦点，用“这很有趣，但我创作时想的是……”来化解过度解读。

围观的年轻职工越来越多，扒在窗户边，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听不懂英文，但看得懂司齐的从容和黄导的进步。

“好家伙，司齐这小子，跟真洋鬼子似的！”

“黄导也不赖，现在对答如流了嘿！”

“学外语这么有用呢？赶明儿我也报个班……”

最后，当司齐用飞快地抛出一个关于“电影中尸体意象的弗洛伊德式解读”时，黄见新只是愣了半秒，随即露出一种混合了困惑、谦逊和豁达的笑容，用生硬但清晰的英语回答：

“这位记者朋友显然比我想得更深。对我来说，那具尸体，首先是一个‘麦高芬’。它推动故事，让所有人暴露秘密。至于弗洛伊德……”

安妮抱着手臂站在一旁，看着在司齐引导下逐渐找到“国际面孔”的黄见新，“加布里埃尔是对的。这个年轻人，或许才是我们这次戛纳之行，最大的‘意外武器’。”

……

孙庆绩捏着财务科刚送来的预算追加申请，眼皮直跳。

光是“国际版海报设计与印刷”、“关键媒体礼品及资料翻译”、“导演及主创人员赴法置装费”这几项，就看得他心口发紧，嘴里发苦。

“这、这都什么玩意儿？”他指着“置装费”问会计小陈，“出去开会，还要专门做新衣裳？咱们厂发的工作服，呢子料的，不够体面？”

小何推推眼镜，小心翼翼：“孙主任，这是司齐同志提的，说场合比较正式，穿着代表国家形象和影片气质。黄导他们也觉得，是该置办两身像样的行头……不能让外国佬看低了咱们。”

“形象！气质！”孙庆绩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鼻梁，“我看他们是忘了本！咱们是去展示艺术，不是去比谁衣裳光鲜！外汇多紧张啊，得用在刀刃上！”

话是这么说，宋厂长和马副厂长的签字赫然在目。孙庆绩叹口气，拧开钢笔，在“审核”栏里，用力划了个“同意”，笔尖差点把纸戳破。又在旁边用红笔批注：“务必厉行节约，外汇使用需精打细算，回国后凭票据详细核销。”

他私下里把黄见新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语重心长：“建新啊，出去代表的是北影厂，更是咱们国家的脸面。说话做事，要稳重，要有分寸。那些外国记者，心眼多，问题刁，专爱挖坑。涉及到方针政策、社会情况的话，宁可不说，也别说错。艺术可以谈，个人感悟可以讲，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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