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出所料地绕向了“作家的文化背景是否必然影响甚至决定其作品内核”。

一位以撰写犀利政治评论闻名的东海岸作家哈桑德首先开火，他扶了扶眼镜，语速很快：“司齐先生，我欣赏你小说的想象力。但我们必须承认，作家不是从真空中蹦出来的。你来自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社会，你的教育、你的经历，必然在你作品中留下‘指纹’。当你的作品在这里被阅读时，读者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去审视这些‘指纹’。这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是一种必要的探究。”

他的话引来一些点头。

司齐等他说完，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您说得对，作家确实带着‘指纹’。但我想问，当您阅读马尔克斯时，是首先沉浸于马孔多的雨，还是先研究哥伦比亚的政治史？当您看村上春树的小说，是先感受那种都市疏离感，还是急于分析日本的战后社会结构？”他顿了顿，“‘指纹’是存在的，但它首先是文学性的，是个人的，是模糊的。而我们现在的一些讨论，似乎热衷于拿着放大镜，只寻找某一种特定类型的‘指纹’，然后宣布：‘看，这就是全部！’这就像只通过分析梵高用的颜料产地，来断定《星空》表达了某种地理政治诉求一样。”

现场有人轻笑。那位评论家有些尴尬：“你这是偷换概念……”

“不，我只是在强调文本本身。”司齐平静地打断他，“我的书就在那里，白纸黑字，或者英语单词。每个人都可以读，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可以喜欢，也可以讨厌。这是读者的权利。

我甚至认为，作品一旦完成，某种程度上就脱离了作者，属于每一个打开它的人。

您当然可以认为《墟城》里隐藏着东方的哲学隐喻，也可以认为它是对西方科技的批判——这都是您的自由。

但问题是，当这种个人的、引申的解读，被放大成唯一的、权威的定论，甚至反过来要作者为这种解读负责，要给他的‘指纹’做‘政治定性’时，这还算是文学批评吗？

还是说，这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用预设答案，去倒找证据的猜谜游戏？”

另一位支持“背景决定论”的作家忍不住插话，语气带着嘲讽：“所以你认为你的作品是完全中立的？不携带任何你所属文化的价值观？这未免太天真了。所有故事都是某种宣传，区别只在于为谁宣传。”

司齐看向他，忽然笑了笑：“按照这个逻辑，您写的那本关于美国郊区家庭危机的小说，是在为美国家庭价值观的崩溃做宣传吗？还是在为某种特定的心理分析学派做宣传？或许，我应该写篇评论，分析您笔下那个出轨的丈夫，是否隐含了对某种经济政策的隐喻？”

观众席传来更明显的笑声，连主持人都有些忍俊不禁。

提问的作家顿时语塞，脸有些涨红。

司齐收敛了笑容，语气变得郑重：“我并非否认背景的影响，也绝非宣称作品‘中立’。我只是想说，当解读一部小说时，我们首先应该面对的是文本本身——它的人物、故事、语言、它提出的问题。

而不是急不可耐地跳过所有这一切，直接去作者的后院挖‘政治证据’。

这种阅读是懒惰的，也是危险的。

因为它用简单的标签，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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