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尝试。”文章最后这样写道。

几乎同时，《法制日报》的“法制论坛”栏目，刊登了法学教授郑毅的文章：《合同自由与行业创新——兼谈出版合同新模式》。

郑教授从《合同法》基本原理出发，论证作者与出版社在自愿、公平基础上，签订“阶梯版税”合同，完全符合“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

行业惯例应当尊重，但不应成为阻碍合理创新的枷锁。

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这种新模式的尝试，就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和鼓励。

“出版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尊重市场规律，也需要在法治框架内，给予创新必要的空间。”文章结论清晰有力。

这两篇文章，像两把手术刀，一把从经济学角度，一把从法学角度，冷静、精准地剖析了“阶梯版税”，将其从“道德争议”的泥潭里拔出来，放在了“理性探讨”和“法理依据”的桌面上。

没有情绪化的抨击，没有扣帽子，只有严谨的分析和建设性的探讨。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当天下午，北师大中文系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大多是媒体要求采访司齐，被值班老师以“学生学业为重，不接受采访”为由挡了回去。

但也有几个电话，是找系里其他老师，拐弯抹角打听“司齐同学”的情况。

以《文化报》《文艺评论》为代表的一些传统报刊，继续保持着审慎，甚至略带批评的论调。

它们转载了《出版之友》那篇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强调“改革需稳妥”、“文艺不能完全市场化”、“要警惕唯销量论”等观点。

而《青年报》《生活周刊》等更具市场气息的报刊，则开始追踪“司齐现象”。

记者们试图挖掘司齐的成长经历、创作故事，探讨《新白娘子传奇》为何能打动如此多的听众。

虽然司齐本人拒绝一切采访，但记者们还是从北师大同学、老师，甚至杭州那边，拼凑出一些碎片：一个安静、勤奋、爱读书的年轻人，一个在《西湖》默默耕耘的编辑，一个凭借才华站到风口浪尖的“狂徒”。

这些报道，无形中将司齐的形象，从“争议者”向“有才华的青年作者”拉回了一些。

更多的报纸，则选择了观望。

它们同时刊登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让读者自行判断。

……

北师大，407宿舍。

“最新情报！”余桦“砰”地推门进来，手里抓着一卷报纸，“报纸上报道了，作协那帮老爷子，昨天开小会了！好像为了你的事情，作协是认可的，不过，内幕消息说，开会的时候，吵得很凶！”

司齐眨了眨眼，无语地指了指自己：“我？这事儿关作协什么事？”

“你不是作家？你不是作协成员？”余桦翻了个白眼，这里面，就他和刘振云不是作协成员，司齐和莫言早就是作协成员了，这就是出名早，代表作多的好处。当然，有些作家更愿意一个人自由自在，这属于个人追求不同。

刘振云从书堆里抬起头，满脸的八卦之色，“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余桦把报纸往书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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