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奥尔罕·帕慕克，是这一期写作计划中平凡的一位。

司齐不知道的是，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人，后来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司齐先生，您的讲述让我着迷。您提到从古老哲学和通俗文化中同时汲取灵感，这对我启发很大。在我的伊斯坦布尔，我们也生活在这样的夹层中——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您用‘矩阵’这个极度现代的概念，探讨的却是关于‘何为真实’的永恒哲学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最先锋的叙事，往往需要最深地植根于自身文化的古老谜题之中？”

这个问题问到了司齐的心坎上。

沙龙结束后，许多人散去，但司齐和帕慕克却继续聊了起来。他们从武侠的“江湖”聊到伊斯坦布尔的“废墟与记忆”，从科幻的“未来感”聊到如何用小说的形式捕捉一个文明深处的矛盾。

两人聊了很久，直到休息厅里只剩下他们和几个收拾残局的工作人员。

他们交换了房间号，约定下次再聊。

……

那篇关于“东方意识形态基因”的文章终究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火了。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含蓄地提及“流行文化背后的地缘政治潜台词”。

《国家评论》则更直接，将《墟城》的火爆与“西方青年对东方集体主义危险的好奇心”联系起来。

当《纽约客》也发表了一篇长文，严肃探讨“赛博格幻想与政治隐喻的模糊界限”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这不再是边缘的声音，而是进入了主流文化讨论的视野。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小世界里，空气也变得微妙起来。

作家们都是敏锐的观察者，也是各种信息的接收器。

那些报道，他们或多或少都看到了。

早餐桌上，当司齐端着餐盘坐下时，有些友好的交谈会不自然地停顿半秒，然后才重新接上。

工作坊讨论时，一些原本对他作品很感兴趣的作家，提问会变得更谨慎，措辞绕来绕去，生怕触碰到什么敏感边界。

同情者也不少，一位来自东欧的女诗人私下对他说：“别理会那些噪音，司齐。他们只是害怕不理解的东西，又害怕承认自己不懂。”

当然，也有疏远的。

面对这些，司齐的态度让一些人意外。

他没有愤怒地驳斥，也没有焦虑地辩解。

大部分时候，他显得异常平静，甚至有点……过于淡定了。

他依旧参加活动，认真倾听，发言时目光坦诚，似乎根本不受影响。

“让他们说去，”汪曾棋在一次只有他们三人的小聚时，抿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树大招风，自古皆然。你那书，我俩都看了，不就是个奇巧的幻想故事么？扯什么意识形态，牵强附会。”

古华更直接，拍着桌子：“这就是眼红！看不得咱们的人写出好东西！司齐，稳住，甭搭理他们！”

聂华苓夫妇也特意找司齐谈过一次。

保罗·恩格尔语气平和，“司齐，在美国，争议是关注度的副产品，尤其是突如其来，巨大的成功，总是会面临质疑。媒体需要故事，甚至需要‘敌人’。你的书太成功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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