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纪委办公室门口，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了三下门。

“进来。”

推开门，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纪委的刘书记，五十多岁，戴着一副老花镜，面前摊着一沓材料；另一个是年轻干事，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支笔，面前放着一本记录本。

刘书记抬起头看了钱德茂一眼，摘下老花镜，靠在椅背上，目光里没有惊讶，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平静。

“钱德茂同志，请坐,正好我们也准备找你谈话来。”

钱德茂在椅子上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发抖。

“刘书记，我来……交代问题。”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沙哑，像是嗓子眼里卡了什么东西。

刘书记点了点头，朝年轻干事看了一眼，年轻干事翻开记录本，拿起笔，准备记录。

“你说吧。”

钱德茂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了，他的声音很慢，像是在从很深很深的井里打水，一桶一桶地往上提，每一桶都沉得让他喘不过气。

“轧钢厂政治建设验收期间，我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试图对保卫科科长陆建川、副科长张建国进行不公正的政治评价，给他们扣‘重业务轻政治’的帽子，这是我的错，我承认。”

刘书记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

“还有，轧钢厂仓库的物资失窃……是我和顾长河商量好的一出戏。”钱德茂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我想让保卫科背上失职的黑锅，好给政治建设验收制造借口，马平川是我让顾长河安排的人，偷盗铜线和轴承的方案是我提出来的，外面的接应人员也是我找的。整件事，是我一手策划的。”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等刘副书记的反应，但刘副书记依然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钱德茂咬了咬牙，继续往下说：“这些事，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严世铎副局长没有关系，我是他的下属，擅自利用了他的名义，假传他的指示，让他蒙在鼓里。他在轧钢厂政治建设验收工作中的所有决策，都是基于我向他提供的虚假汇报，他对仓库失窃的事完全不知情。”

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异常平稳，像是在背诵一段反复演练过的台词。

刘书记沉默了好一会儿，办公室里只有年轻干事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的声音和窗外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的叫声。

然后刘书记摘下老花镜，放在桌上，看着钱德茂，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惋惜，倒更像是一种早就料到的了然。

“钱德茂同志，”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你说这些事都是你一个人做的，严世铎同志完全不知情，那你告诉我，之前闹的沸沸扬扬的严世铎篡改档案资料的事情，你有没有参与？”

钱德茂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篡改档案。

这四个字像一把生锈的锯子，在他脑子里来回锯了一整夜，他在严世铎办公室里听到的所有说辞都是关于轧钢厂的——仓库失窃是他策划的，政治评价是他擅自做的，接应人员是他找的。严世铎让他把轧钢厂的事扛下来，可没说让他连六年前棉纺厂的事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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