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犯了比那两个工人重得多的罪，却以为可以用权力和算计把自己永远藏在法律的射程之外，我亲手把刘永强打成了右派，看着他被押上卡车遣返回老家；我胁迫孙桂兰篡改档案，把她从棉纺厂调到纺织局，控制了她整整六年；我在轧钢厂策划盗窃案，想用栽赃的方式把陆建川和张建国搞下去——哪一桩哪一件，不比偷两捆棉纱严重得多？”

他抬起头看着沈莫北，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里已经没有了任何遮掩。那是一种被掏空了的、近乎透明的疲惫，像一个人在悬崖边上站了太久，终于松开手掉了下去，却发现底下不是深渊，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平静。

“可我却觉得，法律是管别人的，不管我，法律是管那些偷棉纱的工人的，管那些在街上打架斗殴的混混的，管那些不识时务、不懂变通的蠢人的——但管不了我，我有权力，有人脉，有算计，有手段。法律在我眼里，从来不是一道红线，而是一件工具。我帮人脱罪的时候，法律是我送的顺水人情；我收拾对手的时候，法律是我手里的刀子；我向上爬的时候，法律是我脚下的台阶。我有这些，法律当然管不了我。”

他的手指在铁桌上轻轻叩了一下，那一声很轻，像是叩在了某种看不见的边界上。

“可现在我坐在这里，手上戴着铐子，等着法律给我最后的裁决，我才发现——法律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人。它一直在那里，像一堵墙，你以为你可以翻过去，可以绕过去，可以挖地道钻过去，但你终究还是撞在了墙上。”

讯问室里安静了很久。日光灯管的嗡嗡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四周静得能听见远处走廊里警卫换岗时靴跟碰在一起的声音，和更远处某个房间里有人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严世铎靠在椅背上，整个人像被抽去了最后一根支撑的骨架，从那个不可一世的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变成了一个疲惫的、即将在铁窗中度过余生的老人。

“其实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穿过军装，发过誓，说要替老百姓守一方平安，可走着走着，有人走到了你那边，有人走到了我这边。你走到你那边，是因为你在某个岔路口上选择了继续往前走；我走到我这边，是因为我在那个岔路口上停下来，拐了个弯，以为那条路更近。可那条路的尽头，是这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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