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天性好斗或不知感恩，而恰恰是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尊重过他们的自治。

议会一次又一次否决建立加拿大责任政府的法案，殖民地官员通过行政权力绕开民选代表，税收分配与公共资金全都由外来官员主导，在这样的前提下，又要荒唐的指责加拿大的下院效率低下、阻碍治理。

制度倘若被人为阉割，当然会显得屏弱。人民倘若被剥夺权利，自然会显得激烈暴躁。

现今加拿大掀起叛乱，其罪过不在那些举起义旗的被压迫者，而在压迫的制度设计本身。

因此，当某些激情过度的议员呼吁要以绞刑与流放来「给加拿大一个教训」时，我必须指出：他们忘记了文明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的分界线。

我们固然可以凭藉武力强行镇压，但一旦以暴力解决制度矛盾，我们就必须承认：帝国并非建立在自由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力量优势之上。如此一来，镇压行为反倒会赋予被征服者一种道义荣耀。因为在历史上，凡是以武力对抗暴政的参与者，最终都不会被记作罪犯，而是被视为追求自由的人民。

不少英国人自以为同情加拿大，然而却在同情的同时，否认加拿大人在政治上的能力。他们愿意给予慈善募捐，却不愿给予权利。这样的慈悲不过是另一种傲慢，是假仁假义。因为真正的正义并非宽恕，而是承认人民拥有通过自身代表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如果加拿大人能够管理自己的私人事务，那幺他们便同样有能力管理公共事务。

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不配拥有自治，那幺我们就应该诚实地承认：我们否定的不是某个民族的能力，而是否定自由的普遍性。

倘若我们因对加拿大人的蔑视而拒绝给予自治权，那幺我们所否定的便不是他们的资质，而是自由本身的适用范围。仿佛自由只属于少数幸运儿，而不是属于帝国中的每一名臣民。

在这样的危险关头，我们愈发需要一个能够看见制度弊端，并愿意以理性与同情心修补裂缝的人。回望近年来的殖民治理，少有人能像达拉莫伯爵那样，既洞悉帝国利益与殖民地民意之间的差距，又愿意越过传统官僚的惰性，尝试以新的政策化解冲突。

他并非完人，然在当下的荒谬局面中，他的失势恰恰暴露了政府自身的短视与迟钝。一个敢于直言指摘制度缺陷的优秀政治家，却被斥退得比那些制造缺陷的人更快。

加拿大的动荡之所以会发展到今日这一地步，并非仅仅因为殖民地政府中布满蛀虫，还因为伦敦在最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令人羞愧的怯懦与混乱。墨尔本内阁在加拿大问题上所展现的，不是统治的智慧，而是惧怕责任的心态。他们在维护宪政原则与迎合殖民地少数利益集团之间踌躇不前，结果两边皆不能安抚，只留下制度的废墟与人民的愤怒。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重申《威斯敏斯特评论》一贯的观点与立场。应当不会有人认为本刊曾经流露过哪怕一丝对内阁的敌意、不愿公正待之或拒绝与辉格党结盟的倾向。在不违背我们事业与贬损品格的前提下，我们已竭尽所能向内阁靠拢，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妥协以求协作。

我们所求不过是为英国的自身利益服务。只要他们愿意继续执政，作为支持他们留任的回报，我们要求的不过是通过《无记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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