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小卒」的名片在他胸口口袋里却热得像火炭，烫的烧心。

刘易斯踉踉跄跄地爬完五层楼梯，开门，进屋，然后整个人瘫坐在床沿，就像是条被洗衣妇拧干的破布。

窗外的天色早就暗下来了，透过月色可以看清这间小的可怜的租屋，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半截蜡烛，以及一本快要写不下的记事本。

夜风吹过窗框，木板咯吱咯吱的响。

刘易斯在床上躺下，又坐起，再躺下，再坐起。

睡不着。

完全睡不着。

毕竟这种事，这种离奇得像梦，却又真实得要命的事，实在是让人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那张名片，被他捏在手心。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摸了它多少遍。

纸张是厚重的，墨迹是清晰的，每一行字都沉甸甸地压在他掌心，压在他的胸口，让他喘不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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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专员委员会的常务秘书，帝国出版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甚至还是王室的非常驻侍从官，与女王陛下关系亲密……

刘易斯越看越是欣喜，越看越觉得高兴。

他忽然笑了，笑得像个喝醉的傻子，但他的眼角却湿润的。

因为越是激动，他就越会记起过去三十年里那些难堪的日日夜夜。

他出生在肯特郡一个破落的海边渔村，父亲是个吊儿郎当的渔夫，母亲死于风寒，父亲因酗酒与债务被教区送进了济贫院。而刘易斯这个半大孩子，本来也该跟着进去，在那些冰冷的石头墙里织麻绳、拧线头，吃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水。

但教区执事嫌弃济贫院人满为患，觉得让一个半大孩子吃白饭不如把他送去伦敦做事。

于是他联系了一位在伦敦开印刷铺的远房亲戚，刘易斯被塞上马车，连同一件旧外套和一袋燕麦饼干一起丢进伦敦城。

没有人大发慈悲，只是英国教区做事的一贯方式——能省一笔是一笔。

刘易斯的住处被安排在印刷铺后头的小阁楼里，他每天负责搬纸、洗字模，手指被割了多少口子他已经记不得了，可他那时不敢叫苦，因为阁楼里还有另外三个比他更小的孩子，他们连床铺都没有，只能睡在麻袋上。

没人关心他们的名字，也没人记得他们从哪里来，仿佛他们就是几只被丢进城市的野猫，死不死都无所谓。

直到他十二岁那年，印刷铺倒闭了。

老板抢在债主上门前，卷钱跑路了，孩子们则被赶上街头。

那时候，刘易斯的兜里，只有半个便士。

半便士能做什幺？

买不到热饭，也租不起床位。

刘易斯那一晚，差点冻死。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他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那种人。

然而，命运有时候就是这幺喜欢开玩笑。

第二天凌晨，他是被报童的吵闹声吵醒的。

那小子年纪不大，却骂街骂得中气十足，手里还挥着一迭皱巴巴的小报：「号外号外！外交大臣死了！最新消息，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死了！自杀丑闻！自杀丑闻！一便士就能看全部细节！」

刘易斯盯着那张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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